光阴如梭，从年1月1日我回国全职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作算起，将近22年过去了，我在这个学校的教师生涯也接近尾声。到了这个岁数，每日所需的睡眠时间并不长，屡屡很早醒来，脑海中不由浮现出过去的一幕又一幕。也许到了该回顾一下过去的时候了。
01回国的经纬我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级本科生和环境工程专业级硕士研究生，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四年后的年10月得到日本政府奖学金资助，赴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是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丹保宪仁教授，曾任日本北海道大学校长和国际水协会（IWA）主席。在他的指导下，我博士学习阶段成果颇丰，在日本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篇，在国际学术期刊JWaterSRT-Aqua连载论文5篇。其实我当时打算向WaterResearch投稿，但丹保教授希望就我的研究工作在国际期刊发表系列论文，估计在WaterResearch难以连续刊登，就决定投稿给Aqua。那个时代，国内外的博士生发表论文都不太多，因此我的工作得到学位论文审查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也因为这个原因，希望吸引我回国的母校（现在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年4月破格给予我教授职称。
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没有急于回国，一是有意在国外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二是在国内外收入差别悬殊的当时，必要的经济积累也很重要。我先在日本水道机工株式会社研究开发部做了一年多的博士后研究，此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代表该公司技术部赴埃及进行日本援外水厂建设工程方案说明，全面负责该项目的八千代工程株式会社国际事业部负责人对我的业务能力和英语能力颇为赞赏，极力动员我到他们公司专门从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委托的国际技术咨询工作。那段时间，作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环境工程专家，我先后赴埃及、约旦、斐济、印尼、毛里塔尼亚，以及我国的内蒙古地区参与了一系列技术援助项目。
国外的工作待遇颇为优厚，回国之前最后一年（年）我的年薪超过了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60多万元（当时的外汇比价），而回国初期，我的月工资不足元，可谓反差巨大。说实话，那个年代决定回国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行。然而我不假思索地回到了母校。为尽快开展科研工作，我回国前自费为学校购置了Zeta电位仪（约万日元），用于胶体电动电位的分析测定，后来又自费订购了TOC分析仪，用于水中总有机碳浓度分析测定。两套仪器均以个人捐赠的形式办理了免税手续。当时学校没有人才计划或科研启动基金等说法，不过环境工程系的领导感到全由我自费购置仪器不妥，决定动用学校40年校庆时校友的捐款给予我部分费用补偿。对我而言，多年前就答应回学校工作，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同时也考虑到学校暂时的困难，做一点经济上的贡献是应当的。这两台仪器现在看来并不起眼，但当时却是环境工程系实验室里最昂贵的设备，我的研究工作也借助于自己购置的仪器得以启动。
02致力于学科建设回顾20多年的工作，最令人难忘的是与环境工程系（后来更名为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同仁们一道，努力奋斗数年，一步一步地提升我们的学科地位，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科支撑平台。
图1是我多次代表学科汇报工作时用过的我校环境学科发展历程图。其中，环境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是在我回国全职工作之前获准的，由老前辈马广大先生牵头，我作为水处理理论与技术方向带头人参与了学科点申请。后来各个学科平台的申请则都由我牵头。这些学科平台中，最让我们深感兴奋的是2年获准环境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使我校跻身于当时拥有环境工程国家重点学科的四校之一（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及我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老八校之一，因为学校归属变化的原因，未能进入或大学的行列，所以难以得到国家重点支持，这是无法扭转的严峻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工程学科进入国家级重点学科行列，我们急切期待在学科层面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持。但实际情况是，国家对重点学科没有单项投入，均纳入或建设经费范畴，由各个学校自主进行学科建设投入。这就意味着，非重点大学中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必须弘扬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对经费并不宽裕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而言，在相当一段时间只能靠学科自身了，直到年之后陕西省开始对省属大学列支重点学科建设经费，我们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经济依托。
然而，入选国家重点学科还是有力提升了我们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我本人于3年受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是当时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7名成员之一，这也为我扎根西安，为环境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努力提供了动力。
图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学科发展历程
03投身于双语教学在教育教学上，值得回顾的是本科和研究生双语教学的推进。起因是回国工作后，我意识到沿用十多年前老一代教师自编的研究生讲义或用国内已有专业书籍作为研究生教材都难以向学生传授最新的知识，而采用国际公认的经典著作和资料来辅助教学更为合适。既然资料来源是英语，何不以此为契机推进双语教学，使研究生在专业上得到一定的英语技能训练。针对面向市政工程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水质控制工程》课程，我自费从美国购买了“WaterQualityandTreatment”的原版书，该书由美国供水协会(AmericanWaterWorksAssociation)主编，每一章都邀请在相关理论和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执笔，每隔数年进行一次修订，目前已修订到第六版（我先后购买了第四版和第五版用于教学）。胶体化学是水的物化处理技术的重要基础，我向学科建议开设面向博士研究生的胶体化学课程，并直接采用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D.H.Everett教授的原著“BasicPrinciplesofColloidScience”作为教材。该书我在国外攻读博士期间就拜读过，对这位大师面向工程学科，深入浅出的论述非常崇拜，就直接向英国皇家学会订购了原版书。环境风险评价对环境健康管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此，我综合几部国外专著和相关文献，为博士生开设了“EnvironmentalRiskAnalysisandManagement”课程，并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及时补充新的内容。
我同时也积极推进本科生双语教学。在担任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院长期间，我极力征得学校同意，在全学院3年入校的本科生中，自愿报名和加试英语相结合，选拔了30名同学，试办了3级双语教学班，由我担任教学顾问，主持制定了专门的教学计划，并主讲了两门核心课程。3年也是我出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年份，起初还能腾出精力关心双语班的教育和管理，后来就难以全身心投入该项工作。其结果，原定3级试点，4级全面推广的宏大计划未能全面实施。不过，引入考核筛选淘汰机制的3级双语教学班有近20名同学坚持到了最后，用3年时间完成了通常4年的学习任务，提前一年本科毕业。不少同学现在见到我，还难免提及起当年在双语班学习的经历。
基于双语班教学积累，我们后来将采用英语原版教材的《环境概论》课程移植到环境科学专业的《环境学》课程中，并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04在学校领导岗位上3年6月，我出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直到年初退出领导岗位为止，在副校长的岗位上工作十年有余，最初分管本科教学、学科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5年起不再分管学科建设，但开始分管人事。8年末开始第二个任期，我不再分管本科教学，只分管人事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学校工作的体会是，分管了本科教学，就类似于工厂核心工艺的车间主任，工作忙，事情多，基本上没有空闲的时间。加之从我上任起，学校的中心工作转向了迎接第一次全国“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教学口的繁忙状况更非同一般。对于缺乏机关处室工作经验的我，一是要熟悉全校情况和机关工作的特点，二是要带领教学部门和各个院系投身于从未经历过的特殊任务，就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中心工作之中。在校外，频繁出入教育部了解评估工作精神与动向，拜访资深的评估专家获得针对性建议，到已接受过评估的院校调研，以获得可借鉴的经验；在校内，不断在班子会上汇报“迎评促建”（当时的口号）的进展以获得整个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支持，走访院系和各个实验室了解面临的困难，设法帮助解决具体问题。那段时间，每周及每天的工作计划都安排得满满的，周末也难以得到休整，直到年10月底到11月初正式接受教育部评估专家组进校考察。结果还行，我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优秀”成绩。
十年有余的副校长经历，除了繁忙应付日常工作以外，可圈可点之处不多，倒是有一些感悟和值得自省之处。进入副校长岗位之前，我担任了两年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院长，工作比较得心应手：我首先抓了环境类学科群建设，提出“以环境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带动环境类学科群建设，以环境类学科群建设促进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环境类学科群的领域涉及到水环境、空气环境、生态环境、室内环境等，基本涵盖了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当时四个二级学科的主要学科方向，从而使学院整体的学科建设有了抓手，重点实验室建设和发展也力求兼顾学科全面发展；第二件事情是教学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在原有四个本科教学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教学实验中心，理顺了教学实验室和面向科研的重点实验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人员的重新安排组合；第三件事情是规划和建设面积近m2的学院办公实验大楼，并调动全学院教职员工齐心协力，创造在拆迁过渡期保障教学科研正常进行的条件。回想起来，这三件事情对学院后期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也是我担任院长期间做出的主要贡献。顺便说一下，担任院长的两年间，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在全校院系考核评比中连续排名第一。
也许担任院长的两年经历让我有一点气盛，雄心勃勃地想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为学校工作做贡献。当时应召到省委组织部接受任前谈话，主要领导向我指出，一般情况下提拔到校级岗位的干部都排在行政班子的末位，而我被安排在第一副校长的位置。他要求我不辜负省委的信任，努力工作，勇挑重担。这无形中对我是一种激励。现在反省一下，院长是学院一把手，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很多事情上具有决策权，可以雷厉风行地做事。但副校长是协助一把手工作，应在向一把手充分汇报、沟通、得到同意和认可的前提下做自己的份内事情。以前述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为例，学校成立了“迎评促建”工作领导小组，我主管教学从而担任常务副组长。但面临繁杂的评估准备工作，我有时一味急于事情的推进，缺乏向一把手的及时汇报与沟通，造成了一定的误解。所以，年告别学校领导岗位重返教师队伍时，我颇有“获释”之感，深感自己更适合在教师岗位工作。
05科学研究作为高校教师，与前述教学工作同等重要的是科学研究。回国工作的前一年，我校在环境工程领域获准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均在主要科研人员之列。因为限项，基金面上项目暂时不能申请，我得在获得科研资助上另辟路径。除获得一些小额省级项目外，当时令我颇为振奋的第一桶金是年获准主持第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此后，我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第2项基金重点项目、2项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1项国家科技攻关“西部开发”重大项目、1项计划项目、4项基金面上项目。国家启动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科技专项以来，我在“十一五”水专项中主持项目1项、课题1项，在“十二五”水专项中主持课题2项（其中1项为课题技术负责人）。这些国家级科研项目和一批其它省级科研项目的承担，对我个人，以及我团队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我所在的学校是以工科为主，理科专业大都主要承担基础课教学。在从环境工程转向环境科学与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困难就是缺乏校内理工科的有机融合和相互支撑。这一状况使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以及我的团队相当一段时间在高水平论文发表方面存在短板。最近在WebofScience网上检索了以学校为署名单位，我本人的论文发表和引用情况，结果见图2：出版物总数，出版物他引次数，篇均被引16.41次，h因子为27。文章发表数量明显增多是年之后，与我卸下副校长担子的年份正好重合。我也检索了中国引文数据库，我署名论文的情况见图3：文献总数，总被引次，篇均被引13.35次。
图2王晓昌WebofScience引文报告
（年6月1日）
图3王晓昌中国引文数据库检索结果
（年6月1日）
WebofScience检索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整体的引文情况见图4。坦率地说，由于前述的工科背景，我校的国际检索论文发表和引用情况与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差距较大。因此，虽然与国内环境科技界的同行相比，我的论文成果算不上突出，但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我应当位于前列。根据图2和图4所示的数据，我的国际出版物总数占全校的6.81%，他引次数占全校的15.24%，篇均引用次数为全校平均值的2.1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带领的团队近几年SCI论文质量有明显改善，以年1月至今三年多时间我们发表的95篇SCI论文为例，一区论文有46篇，二区论文有20篇，一区和二区论文占比达到70%，且过去难以问津的WaterResearch，EST等环境领域著名期刊的论文发表取得了突破。
图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WebofScience引文报告
（年6月1日）
我带领的科研团队也比较注重实际的水环境问题，尤其是西北缺水地区水资源匮乏和水环境污染双重问题的解决，并取得了一些应用成果，从而先后由我牵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级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此外参与获得省级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
06国际交流全职回国工作之初，我就注重发挥自己外语能力的优势和国际交往经验，促进国内外水环境领域的国际交流。
从20多年前国际水质协会(IAWQ)和国际供水协会(IWSA)合并为全球水环境领域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水协会(IWA)起，我就极力帮助该协会在我国的发展：率先承办了IWA在我国的国际会议，协助IWA宣传6年北京世界水大会，结合我国的水环境问题，参与策划IWA未来城市水研究计划，推进建立IWA专门委员会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我也是国内水环境界在IWA担任较多学术职务的专家之一，出任过IWA里斯本世界水大会程序委员会委员、布里斯班世界水大会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担任了IWA未来城市水研究计划和非传统水资源研究计划两个专家委员会成员。值得一提的是，年，我有幸随同曲久辉院士入选国际水协会杰出会士(IWADistinguishedFellow)，目前全球39名杰出会士中，中国大陆仍仅此两位。最近我又出任了IWA会士指导委员会委员和IWA理事会的会员与参与委员会委员。
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促进了我带领的团队的国际交流，同时也增强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学科与国际环境界的联系。年我们与IWA确立了合作意向，共同建设城市非传统水资源开发利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并于年通过科技部认定，成为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借助该平台，我们正在广泛推进并强化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07几点感想有人说怀旧是人进入老年的重要标志。这没有办法，人生之路就是如此。不过适当回顾过去也不会加速老年进程，相反能促使自己思考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使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熟知我的多位朋友曾问我：如果20多年前回国工作时你选择了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大学，你会不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对此，我的回答是YesandNo！长达20多年的经历告诉我，我国的等级制度远超出我回国前之所料，处于宝塔尖的高校或科研院所能得到的各种资源是处于底层的单位望尘莫及的，所以我可以回答Yes！但是，如前所述，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过我和同事们的努力，我们也做了不少事情，获得了国内外一定程度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国几千所高等学校，处于塔尖的总是少数，而为数众多的普通高校对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所起的作用决不能忽视！回国后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我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支科研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学校环境学科的发展和水平提升，我也获得了事业上的满足感，没有愧对我受过的教育，所以我的最终回答是No！
事实上，人的寿命有限，能力有限，精力也有限，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做一定的事情，没有必要无止尽地追求和攀比。抱着这样的信条，我就能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安心工作至今！
当年回国，我没有考虑争取任何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仅以一名普通教师和研究者的身份投身教育与科研事业。迄今为止，我也没有获得各高校目前普遍认可的任何人才头衔。担任主管人事工作副校长期间，我也极力为学校招揽有头衔的人才，宣传学校能提供的优厚条件。然而，作为20多年前回国效力的我，也隐隐约约有过失落感，思考过迄今存在，且可能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人才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头上的帽子还是脚踏实地干事的能力？
08今后的设想多年前我就做好了为教师岗位画句号的准备：主讲的课程陆续交给了年富力强的教师，包括自己积累的教学经验和付出过心血制作的教学课件；对尚未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我都在团队范围内为他们物色了副导师，确保不会在我离岗后出现研究生培养真空状态。不过，我不是一个怠慢工作的人，从学校领导退位后我丝毫没有懈怠，反而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团队的强化和水平提升，直至今日。
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条件下，我将继续我的学术生涯，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在于三个方面：
(1)继续作为我一手建立起来的团队的一员，为下一代的团队带头人当好参谋，为大家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无论我是否是团队的在岗成员。
(2)做一些学术总结的工作，例如目前纳入科学出版社出版计划的国内专著和IWA出版社约稿的国际专著，这些工作更与岗位没有关系。
(3)继续我喜好并擅长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除国际协会委托的事情外，我非常珍视英国爱克塞特大学今年授予我荣誉教授头衔，希望以此为契机，开辟与该校同行们在科研与教学上的合作，包括面向外国学生的英语授课––据说多用外语能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何乐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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